像一道愈合得极慢的瘀伤。气温在夜间骤降到了零下四十五度以下，营地里的每一处水洼都冻成了实心的冰坨，连篝火的余烬上都结了一层白霜。彼得罗夫带着几个尚能保持镇定的哨兵将惊慌失措的流放犯人们赶回了工棚，但所有人都知道，那种秩序只是表面的——在工棚薄薄的木板墙后面，一双双眼睛仍然睁得大大的，在黑暗中闪烁着恐惧的微光。 我整个下半夜都待在通讯帐篷里。福尔摩斯守在报机前，每隔二十分钟便向伦敦方向送一次加密信号，然后戴上耳机等待回音。他的姿态始终如一脊背笔直，手指轻按在报键上，目光落在帐篷壁上某个看不见的点上，整个人像一台被调到最高灵敏度的接收装置，将所有感官都集中在那个细小的耳机上。帐篷里很冷，报机的金属外壳上结了一层薄霜，但他似乎完全感觉不到。只有在等待回音的间隙，他才会拿起那个装着石板...